7月10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周刊·文学》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文新院聂茂教授的评论文章《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见解独到，用语精巧，聂茂教授独具慧心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原文如下：

《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

当下中国诗坛，不少作品过于炫耀“技巧”，喜欢设置“阅读陷阱”，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没有美。一些作者写诗，一天写一首，甚至好几首，不断成批量、重复地生产文化“快餐”。似乎人人都可以写诗，却鲜有写作者对于诗歌的本质、韵律和美感进行探索，也没有意识到诗歌在表现各类情感的同时，应该形成一种对生活和生命价值的追问。诗歌丧失了至真、至善、至美的品质，丧失了应有的典雅、庄重和高贵，失去了风度。

那么，诗歌的风度是什么？诗歌的风度是人们精神的筋脉，是渺远的苦难意识的复活，是生命的旗帜和光明的导向。与其说它是一条未知的小径，不如说它是一个可见的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声音可以喑哑，但诗歌的力量总是像河流一样涌动；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韵律就会像阳光下拔节的水稻，清脆动人，余味无穷；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皮肤就会有青铜的韧劲，随大地一起呼吸；有了这样的风度，诗歌就会得到关注，赢得尊敬和推崇；有了这种风度，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就会像小草对春天的热爱一样；有了这种风度，诗歌不仅可以打磨一个民族的气质，重塑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可以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经验，成为精神的粮仓和心灵的慰藉。

第一，要重振诗歌的思想深度，将诗歌推向历史的纵深。诗歌应当具有“高格”境界，诗歌是人的灵魂的镜子，有什么样的灵魂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和诗人品格。诗人的心是赤诚的，他试图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温暖人类受伤的心灵，使诗歌的魅力与创作者的人格魅力合二为一，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仅如此，他把自己视为河流中的一滴水，用一双发现精神的眼睛，对平凡生活中美之闪光及时捕捉。同时，诗作者应当以一颗感恩的心，对时间进行深情的触摸。只有活着的人才会感受到时间的意义，只有思考的人才会感受到时间的重量。因此，时间的观念在优秀诗人的文本中不仅表现出对家园深切的眷恋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它更象征着一段记忆，一种情愫，有着铭文般的质感，让人看着炊烟从贫瘠的大地上升起，想起古老的歌谣消失在时间尽头的河流里。这样的生命体验，既是诗人个人的，更是人民大众的。

第二，要重振诗歌的精神广度，诗人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人有两种本能：即生存本能和艺术本能。生存本能是物质上的、浅层次的，吃饱了喝足了，即可满足；艺术本能是精神上的、深层次的，因为精神的空间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艺术创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本能不仅可以见证生命的意义，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精神的抚慰和振奋，失去这个本能，人就沦为行尸走肉。因此，作为以艺术本能存在的诗歌，不仅要有思想的深度，更要有精神的广度。这就要求诗人应当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应当具有人文的闪光。诗人的使命感和人文关怀在于，面对邪恶要敢于直面揭露，面对弱者的遭遇要给予足够的同情。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团火，燃烧诗人的情愫，激发诗人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即使面对一潭死水，也能激发诗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第三，要重振诗歌的艺术密度，彰显人民视角的叙事张力。如果说，一把沙子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把沙子的话，那么，在诗人的眼里，也许能发现沙子中的灵魂。诗歌不是空洞的喊叫，而是充满矛盾与对质、紧张与平衡，充满丰沛的意蕴，其诗意的密度主要通过人民视角叙事的张力来彰显。“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赴奉先咏怀》），这样的叙事就是人民视角的最好例证，它展现的诗意是对贪官的愤恨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也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诉求。诗歌应当充溢密集的诗意，创作者在古典诗词和优秀新诗的熏陶下，充分吸收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从人民视角出发，通过叙事张力的表现，还原诗歌的“歧义性”“丰富性”和“纯粹性”，拓展诗歌艺术的表现力。这样的诗气韵生动，其文字的骨、脉、筋肉与诗人的血液共同承载着诗歌的意义，这意义融合在自然界的山水与天宇之际，澄净明亮，没有杂质和阴暗。

第四，要重振诗歌的抒情厚度，诗人要有悲悯情怀。无论诗歌的思想有多深、精神有多广、诗意有多密，诗歌都离不开抒情。因为，抒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由坚固的信念牢牢支撑。这是一种来源于生活、自然和民族的信念。阅读充满抒情的诗歌，使人陡然对文字产生由衷的尊崇之情。这样的诗歌必须是过着绝对诚实生活的人所写，他的诗写得越好，他的人生态度就越虔诚。

真正的诗是生动的、有汁的、清新的，抒情但不滥情，真情但不矫情，激情但不假情。它的抒情追求一种厚度，通过锋利的词语、迸射的句子和气脉生动的文字，让读者感受到严肃的目光和生活的沉重。这样的作品，整齐地排列着，有着宁静的符号，带着大地的表情，沾满泥土的暗香，也许隐含着一种不被觉察的古老的旋律，在抒情，在流淌。

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歌是最适合抒情的。诗人的悲悯建立在虔诚之上，深度的抒情根植于古老的土地，他小心捂住民间的哑语和谜底，感受着世间的呻吟、呐喊和风度。同时，诗人带着对母语的崇拜、对大地的感恩，抵抗着青春和美的诱惑，走向苍凉和广阔。如此，抒情的厚度在宁静的旋律中带着打击人心的节奏，令人动容，悲悯的情怀充满沉默的铿锵和母语的力量。

第五，要重振诗歌的爱的纯度，表达生命中深沉的忧郁与丰沛之美。爱有对祖国、对人民、对大地的大写之爱，也有对家人、对朋友乃至对自己的小写之爱，当然也包括对花草虫鱼和飞禽走兽的自然之爱。无论哪种爱，都要见真情和纯净。诗歌就是要恰到好处地表达这种爱。学会简单地抒写，虔诚地抒写，用简单的语句，含蓄的文字，意蕴的节律，表达爱的纯度，表达生命中深沉的忧郁与丰沛之美，这是诗歌的又一审美特征。

当下不少诗歌渐渐远离大众，美誉度日益下降，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因此，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适逢其时。真正的好诗是心血凝成的，真正的好诗会声名远播，真正的好诗具有无限广阔的潜在“市场”，空旷的诗坛也正期待着优秀的诗人用优美的诗歌去“占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人民和艺术都要装在心中，这应当成为诗人的共识和信仰。

事实证明，人们需要诗歌，更需要有风度的诗歌。当世界浮躁的时候，诗人应该进入思考，变得安静。诗人要和读者对话，诗人要和诗歌对话，读者要和诗歌对话，诗人与读者要和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美誉度亟待重建。

目前，聂茂教授已出版各类著作4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但他的文学生涯最早是从诗歌开始的。1985年，聂茂教授开始发表诗歌；1991年和1998年，其创作的《九歌》和《英雄挽歌》分别发表在当年《人民文学》的诗歌头条。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原湘潭大学知名教授彭燕郊把聂茂比喻成“文艺蓝天下的苍劲雄鹰”，并在1997年9期《诗刊》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认为其诗歌创作特点是“真挚吟唱”，其艺术张力来自内心的“宁静明朗”。

这些年，聂茂教授潜心耕耘教学，但他一直关注时代，关注社会重大事件，他写下了一系列诗歌，但很少投稿。2018年下半年，聂茂教授拿出他30年前写的组诗《英雄儿女》尝试着投给《诗刊》，《诗刊》很快于2018年11期上半月刊推出，引起诗坛对他的重新关注。2019年3月15日，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顺利完成初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和国英雄》是聂茂教授用30年的时间，用他的心血凝聚而成。这部作品刊出之后随即引爆诗坛，被称为“中国英雄写作的一次全新探索”。

可以说，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就是验金石，它彰显聂茂教授重返诗坛的雄心和决心。而聂茂教授的评论文章《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则正好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特有的敏锐和浪漫，这种气质就像长在他骨子里一样割舍不去。

（作者：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颖娇）